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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刘强东:我的执着与妥协

紧张、强势、霸道、一切尽在掌控——刘强东说这就是他身上所背负的最大误解,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趣、简单、透明的人。

过去的经历已经证明了刘强东在商业上的成功,但是人们对于刘强东这个人,他的性情与信念,他对商业、社会、管理和人的看法,知之甚少。这很大原因和他的外在形象有关:长期以来,刘强东对竞争对手过强的攻击性,对在乎的人表现出的过度保护欲,对于公司中层极端的苛刻,对底层员工过分的关怀以及对贪腐、低效表现出的零容忍度,都在向外界表现他性格中极端的一面——他会向着一个目标一往无前,没有妥协和迂回;他的目标和方法往往是一致的,对内和对外所体现出的性格也很一致。

极端的管理者

2014年4月18日,距离上市只有一个月时间。刘强东在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作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提到三年前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因为拿了供应商的一个箱子而被开除。

一个成熟的企业,对于员工所犯下的错误,有很多办法来解决,但是刘强东往往选择最极端、最激烈的那一种。

在京东以复合增长率超过100%的速度连续增长的多年间,刘强东对于公司的效率和高管的执行力有着极端苛刻的要求,他难以容忍任何的妥协、推脱和拒绝。在京东每个月的经营沟通会上,他要求高管不许谈成绩,只许说问题。

在批评员工的时候,刘强东有时候就像一名严厉的父亲在指责做错事的孩子,如果对方此时还到处找借口或是言辞闪烁,那他会像连珠炮一样逼问:“为什么没有做到?”“你觉得自己称职吗?”但他本人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批评,他说:“我从没批评过任何高管,但是所有高管加入京东后,大概一个月,你就会发现这个高管跟我一样。”

刘强东几乎没有经历过职场,他不知道在职场需要妥协和潜规则。

他22岁开始创业,人生中唯一的职场经历是第一次创业失败后在日企工作了两年,而他学会的道理之一就是:“日语里没有误差这个词,只有对和错。工作里错了一点你就走人。”

对待中层,他过度严苛,但是在基层员工面前,他举止得体、平易近人,他总是单独和他们见面,在和基层员工吃饭时的表现总是令人愉悦。他乐于听取意见并迅速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且给出高于市场行情10%的工资。

京东集团副总裁徐雷描述刘强东在商业上的作为始终是成王败寇。他很讨厌圈子,也讨厌与权贵资本打交道,他对弱者的同情、对垄断的抗争,都带点理想主义色彩。

理想国与天花板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电商行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期,这使得刘强东所处的创业环境相对其他知名企业家而言,是较为单纯的。他既没有马云那么多的负担——复杂的政府和股权关系、大量的卖家情绪,也不像李彦宏的搜索业务那样充满了政治敏感和虚假广告,更没有像马化腾那样经历过垄断势力所带来的封杀,他面对的几乎都是纯商业的挑战。

而且京东的金字塔尖上,始终只有刘强东一人,没有其他合伙人,缺乏相同重量级的制衡。所以当他一个人带领着一家公司连续七年以100%的速度增长时,这很可怕。

外部相对简单的创业环境赋予了刘强东保持这种单纯且直接性格的可能性,而内部缺乏合伙人和压力之下的目标单一性,又使得他渐渐把这种性格发挥到了极致。

他想把京东打造成一个他的理想国:一个没有腐败、潜规则和官僚主义,只有速度、效率和正确价值观的公司。刘强东希望整个公司和他的价值观保持高度统一,而他自己,将像革命者一样承受命运的折磨,引领着团队向前冲。

但刘强东并不是一个情商很低、反应迟钝的人。他很懂得诱导和说服的艺术,他喜欢给员工演讲,讲话几小时不需稿子,记述下来即可成文。在农村长大的刘强东深知梦想和财富给人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他像销售大师一样拼命给员工注入激情和使命。

这就不难理解刘强东为何在管培生身上倾注大量的精力和耐心。“我们要求新人此前从未在其他公司工作过,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到其他企业文化的污染。”在美国学习期间,刘强东甚至像朋友一样,给一位管培生写信,叙述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各种琐事。

刘强东世界观的另一面,就是他对人或者事物分类时,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在工作中,他认为很多事情是通过信念就可以解决的,但他没有意识到别人并没有像他这样在乎这份工作。

“你可以归结为一个人或者事情,但最终还是刘强东自己的问题。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成了天花板。”于是,刘强东去了美国。

刘强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自己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透明的人,只是过分坚持自己,所以外界对他多有误解。

他不玩游戏、不打牌、很少社交,徐雷和刘强东认识六七年,几乎想不起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好几次,刘强东群发邮件推荐他最近看到的一部电影或是一本书,他在邮件里用了一长串的感叹号表示电影太好看了!所有高管都必须看!不看会后悔之类。但一看名字,居然是一部八年前上映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很多人都看过了。

人治与规则

徐雷说,从美国回来的刘强东不再那么咄咄逼人,开始能接受妥协和别人的拒绝,开始容忍一定情况下效率的下降,而依靠组织和团队进行沟通——在过去,他的一个指令下去必须立刻看到效果,而现在,他可以等,允许底下部门有调研、协调和主次排序的空间。

刘强东坚持了十年的早会,如今已很少参加。他开始减少不必要的会见,躲开那些细致的请求和无谓的争论。如果一个总监来找他谈业务,他会直接告诉他,你应该先去找你的副总裁。

徐雷说,现在刘强东开始讲笑话了,知道用语言来缓和气氛。但刘强东依然对违反京东价值观的事杀无赦,依然讨厌推诿、粉饰和官僚主义。他只是意识到,当公司发展成为一个5万人的公司,一个背负35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就必须放弃一部分“创业心”——不再过分苛求高效和目标性,但要有秩序、有规则,由乱到治。

这样的放弃对刘强东而言,很难。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习惯改变而非顺应既有规则的人。当京东成为一家公众公司之后,他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一个人没有办法永远那么霸道和直接,也没办法让5万名员工和合作者与自己拥有一样的目标和追求。

真实的自己

从商业上来看,刘强东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业明星和企业家,他是京东5万多名员工、宿迁人民、人大校友和创业者的领袖、偶像,但与一个社会所期待的大众偶像和商业英雄形象,他还有距离。他需要对更多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向公众传达更多关于他的战略、梦想,他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和对商业、对人生的理解。这样公众才能慢慢从对他的误解和简单的定论中走出来,看到一个真正的刘强东——一个他心目中透明、简单、有趣的人。

徐雷说,他这么多年从未见刘强东开怀大笑过,最多是咧着嘴嘿嘿笑几下。唯一的一次是2009年公司去北戴河搞团队建设,大家一起玩炸金花,刘强东每一轮都押上所有的钱,把所有人都吓跑了,除了徐雷。两人斗到最后,一翻牌发现刘强东居然赢了——他自己也很惊讶。徐雷说,那一次刘强东真是放声大笑,他放松了。

曾说自己永远活在战斗中的刘强东,现在放松的时候越来越多。当他开始不再那么紧张,他才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

萧伯纳曾说,他的论敌有时仅仅因为他是素食主义者便感到自卑。萧伯纳把吃肉称做“咀嚼动物的尸体”,把打猎叫做“残杀的兴奋”。有一回他因脚踝扭伤躺在床上,医生要他吃肉,他回答说:“宁可去死,也不愿让肚子成为动物的坟墓。”

希特勒年轻时常常挨饿。曾经有连续5天的时间,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有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希特勒一星期要去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

叶利钦贪杯,他的工作人员只得给他喝兑水的伏特加酒。如果他问起为什么酒的味道特别淡,工作人员就会回答说:“是啊,这酒是柔和了点。”有一次,叶利钦冲进厨房,说要进行检查,结果找到两瓶原装的伏特加酒。叶利钦气得要命,当场倒了满满一杯,一仰脖子,全部下肚。过后,他下令解雇了厨房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原因是:他不喜欢别人骗他。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颁布禁酒令,从此伏特加酒从宴会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矿泉水,俄罗斯人戏称他为“矿泉水书记”。当时一个笑话广为流传——厂长和女秘书偷情,突然有人敲门,厂长慌忙穿上裤子,女秘书阻止说:“别急着穿衣服,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关着门在喝酒呢。”

尼克松引用过莎士比亚的话:“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他认为,丘吉尔的一生给人们提供了上述三种类型。丘吉尔不像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唯一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尼克松说:“他是对的。”

巴顿将军平日里治军严明,有人说他粗俗得像个密苏里州“赶骡汉”,巴顿的回答是:“不粗俗不野蛮就没法指挥军队!”“战争就是杀人的活儿,斯斯文文的人玩不起!”“美国兵缺乏狂热,只有一遍又一遍地骂他们是狗娘养的才能激发他们的斗志。”巴顿的凶悍勇猛使他得到了一个享誉世界的绰号——血胆将军,就连他5岁的小孙子在晚祷时也说:“愿上帝保佑这个血胆老头。”

1922年8月2日,电话的发明者贝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口述他研究的成果,让妻子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语速很快,他的妻子无法跟上,便请求他说慢一点,不要着急,但他马上反驳说:“必须要快,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实在太少,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布列塔尼角岛的一座山的山顶上,他的墓穴直接凿造在山顶的岩石里。在他下葬的那一天,全北美大陆的电话都停止使用一分钟以示哀悼。

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信徒们的陪同下,参加一次祈祷会。当他步入会场时,早已隐藏在人群中的纳图拉姆走到甘地面前,一面弯腰向甘地问好,一面迅速地掏出手枪,抵住甘地枯瘦赤裸的胸膛连放三枪,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他洁白的缠身土布。甘地捂着伤口,发出最后的声音:“请宽恕这个可怜的人。”

80后代表作家,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最小说》《最漫画》等杂志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因曾在文学网站“榕树下”上用网名“第四维”发表了许多作品,又被读者亲切地称为“小四”。代表作有《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小时代》《愿风裁尘》等。

我喜欢站在山岗上,看整个城市匍匐在我的脚下,看所有人的悲喜夹杂着尘世的喧嚣一起冲上高高的苍穹,看阳光笔直地洒下来,镂空所有人的躯体和灵魂。

四川是个有很多山的地方,九寨沟,峨眉,青城。我喜欢和朋友一起背着很大的行囊走在那些青色的发凉的石板路和台阶上,汗水,可乐,睡袋,相机,DV,以及散落在每个角落的我们的情感和思想。

我只要一回忆,就会想起我和小A在峨眉山金顶上裹着毯子坐在窗台上听雪花纷纷扬扬地落满我们的17岁。我就会想起我和小A在西安喧嚣的路边买工艺粗糙的兵马俑,如同买回一种时光的见证。我就会想起我和小A去很多偏僻的乡村,看到那些乡下孩子纯真的脸和干净的笑,他们躲避我们的相机,他们说这是古怪的盒子,人会被装进去。我会想起我和小A在石头城,我看到小A站在桥上,风吹过他的头发,如同一个从宋朝缓缓而来的词人。

而如今,小A在日本,行走在早稻田的风里。他告诉我:总有一天,我要再次背起行囊,和你一起出发,看没有看过的山,走没有走过的水,挥霍没有挥霍完的青春,纪念永远无法纪念的纪念。

于是我就相信了,如同相信了一个神话,而神话最让人膜拜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可相信。

而我在上海,在这个中国东方最繁华的城市,在这个长江冲积出来的巨大平原上,再也找不到山崖,找不到让我居高临下的地方。我曾经站在东方明珠的最高层,望出去,却看到无穷无尽的欲望。

这个城市没有草长莺飞的传说,它永远活在现实里面,快速的鼓点,匆忙的身影,麻木的眼神,虚假的笑容,而我正在被同化,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我对着上苍流下了感激的泪水。泪水里面是座小小的冢,埋葬了我的17岁,我的单车,我的摇滚,我的笑容,我的一去不再回来的夏日。

我的生活一如既往,很多的朋友,很明亮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深信一句话,越是明亮的地方,越是会产生最暗的阴影。

生活突然进入一种忙碌的节奏,每个周末会飞往全国各个地方。我突然开始习惯飞机起飞、降落时巨大的轰鸣声,习惯飞机上难吃的饭,习惯躺在9000米的高空做白日梦。

以前我曾经许愿,我说以后我要走很多的路,看很多的风景,我要把曾经在地图上看过的地方真实地踩在脚下。而如今,我真的走了很多地方,以前没去过的现在都去了。我想我应该可以释然了,可是为什么心里还是有难过?

我在上海,悠闲地生活,学编导方面的东西,期望着有天我可以拍出让人泪流满面的作品。空闲的时候我会去图书馆,在一排一排长长的书架里找那些厚厚的落满尘埃的专业书,看怎么调度场景,看怎么布置灯光。图书馆有很多巨大的玻璃窗,望出去,是不断起落的飞鸟。有时我闭着眼睛就开始想象,那些飞鸟落下的浅灰色的羽毛轻轻地覆盖在我的瞳仁上,于是我想起小A浅灰色的瞳仁。

想起那棵在我记忆里面一直飘零的樱花树。在明亮的阳光里,不停伤逝。

想起项斯微的话:我总是在我的18岁缅怀我的17岁,而在我19岁时又会缅怀我的18岁。

想起鲁迅说过的: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个尽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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