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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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老去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收入她祖母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如花似玉”的十八岁——“如花似玉”这个形容词,是张爱玲说的,她锦心绣口,不吐陈词滥调,实在是这个被人用滥了的词放在她祖母身上,前所未有地合适。照片上,李家小姐亭亭然站在母亲身边,修长飘逸,眉目清婉,恰如一朵开放在晨风里的白莲花,而她眼角唇边的一抹笑意,“也许是在笑钻在黑布下的洋人摄影师”,少女的活泼忍不住从大家闺秀的矜持下透出来,楚楚动人。

1888年,李鸿章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流放归来的张佩纶,张大她十多岁,此前娶过两任妻室,皆已去世,留下两个男孩。

李鞠耦订婚时,已经二十三岁——跟张爱玲遇到胡兰成的年纪差不多,旧时女子到这个岁数,如花已开到十分,李鞠耦还待字闺中,一方面是因为她父亲太看重她,想要多留她几年,另一方面的天机,则由张爱玲在以她姨奶为原型的小说《创世纪》中道破:

姊妹两个容貌虽好,外面人都知道他们家出名地疙瘩,戚宝彝(即李鸿章)名高望重,做了亲戚,枉教人说高攀,子弟将来出道,反倒要避嫌疑,耽误了前程。万一说亲不成,那倒又不好了。因此上门做媒的并不甚多。

如果说,张爱玲是以她的旷世才华外加矜持冷清容易紧张的个性使得自己高处不胜寒,李鞠耦则是因豪门背景变成了剩女,“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怎么着都会有点焦虑吧,现在,一个男人被指定给她,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就会去想他的好处。

如果是这样,那么,张佩纶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他是一无所有没错——两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还是李鸿章替他付清的,但李鞠耦这样的千金大小姐对于权势金钱是见惯了的;他的潦倒仕途,与曾经激昂并张扬的生涯参差对照,亦有一种动人之处,仿佛是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淬火,一旦回归,就如王者归来。

然而,在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我看到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正是流放归来时所照,非但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清癯——我总有个偏见,清癯的人才能智慧——反倒有点脑满肠肥之相,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

当初的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狂歌痛饮,飞扬跋扈,便是对他还算佩服的李鸿章,私下里亦可以肆意针砭,毕竟他俩一清一浊,并非全然的同道。现在,他官场中箭,落魄归来,投到李的门下,承李不弃,依旧对他高看一眼,还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内心张狂如他,如何能扮演一个驯服懂事乖巧周到的女婿?何况李家还有上下人等,不是所有人都有李鸿章的卓越眼光,李家的大少爷李经方就对这位妹夫十分地看不上眼。寄居在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府之中,置身于那样的眉高眼低之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鸿章有时也会咨询他对于时政的看法,开始,张佩纶还愿意说说,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说法丝毫不能影响李鸿章,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截然相反。若是在意气风发的过去,这些分歧也许不算什么,他内心的强势使得他能够做到和而不同。而现在,不一样了,他受李鸿章天高地厚的恩,应该扮演好一个优秀的幕僚,提出的主意不被采用,自然有种挫败感,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感到某种耻辱。

他渐渐地沉默了,在李鸿章的府第里,刻意地将自己隐遁,甚至李鸿章的七十大寿,阖府上下张灯结彩,衮衮诸公络绎不绝,连皇上和太后都送来了匾额贺礼,真个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张佩纶却躲在房间里,和李鞠耦下了一天的棋。谁会喜欢这样刻意反高潮的人,除了对他无比欣赏的李鸿章,李家的人很难喜欢这位“古怪女婿”。

最讨厌他的,还是那位大舅子李经方。甲午年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李经方跃跃欲试想要挂帅。张佩纶以自身经验知道,李经方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一旦上阵,十分凶险。他坚决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事最后是被搅黄了,李经方的恼怒可想而知,以致有他要“手刃”张佩纶的传言。起码他曾托人到皇上那儿放过水,光绪帝降下旨意,说“革员”张佩纶发遣释放之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要李鸿章立即把他撵回老家去,不许逗留。

李鸿章上折辩护无效,张佩纶只好离开,不过他没有回原籍,而是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南京,“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花遮柳掩的江南,适合栖息疲惫的灵魂,张佩纶自言:从此浪迹江湖。

有很多文人,经历过这样的路途,从“热衷”的朝臣,到淡定的隐士,比如诗人王维,亦有过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帅哥、才子、状元、高官,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应有尽有。然而,一场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势,他决然地从喧嚣中转身,与山水草木耳鬓厮磨。

张佩纶似乎也想走这条路,他和李鞠耦感情之好是公认的,日记里亦常有两人饮酒煮茶赌棋读画的记载,还合著武侠小说《紫绡记》及一部食谱,虽然在张爱玲眼中,那小说枯燥无味,食谱也乏善可陈,但旧时婚姻,能够如此和谐,已经难得。不过,我总觉得他是在刻意“秀恩爱”,不能够意气风发,那就走风雅闲适路线吧。可是,到底,他也没有因为这美满姻缘而变得快乐强大起来,阴郁的表情,几乎贯穿他的整个晚年。

张爱玲说她祖父母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事实上,这宅子原是一座侯府,按现在的话叫二手房。民国时候,刚搭上张爱玲的胡兰成感觉良好,也当自己是个“高干子弟”了,兴头十足地跑去怀旧,却见:

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唯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

一直到十八九岁,我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是忠实观众吧。

“文革”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好像忽然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考艺术院校时,主考官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的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的戏。

我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字:一是蔫,一是缩。我不像我爸,他脾气火暴,敢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挥。我打死也不敢。只要有什么活动让我出席,我就本能地往后缩。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我就本能地坐在最边上。出席活动,快到大厅门口时,我最紧张,好像一开门就会被机枪扫射似的。

但老那么惯着自己,也不行。都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师了,还那么羞答答的,不行。我也假装放松过,就想象自己在拍戏,效果似乎也不错,可总觉得太假了。我告诉别人,其实我不紧张。有人说:“谁都能看出来,你满脑门子汗,说话磕磕巴巴,不叫紧张叫什么?”我索性老老实实说自己紧张,也不想老装大尾巴狼。这么一想,我反倒踏实下来。

如果时光倒流,我愿意回到刚成名的那个阶段。我很喜欢“上山下山”这四个字,我觉得人生用这四个字就能穷尽了。刚成名的时候是上山,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你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能到什么地方,你在上升的曲线上。人最美好的是追求的过程。你看世界上流传的最经典的爱情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是结果?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也许等我再老些,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了——下山也是一种美,但现在我觉得没走到头的时候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都是偶然。演《霸王别姬》我没得奖,演完《活着》,天时地利人和都该我得了,就得了。如果当时有什么别的戏出彩,也就没我的份了。

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虚伪。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电影院受教育。我代表了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经济发展,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被打破。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得特坦然。我不怕年华老去,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不用为了曝光率没事找事。我一是不想当老百姓的对立面,二是我也当不上,三是当上的代价太大,活着该有多累!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着。有朋友一拿起书,看两行字就晕了,我不至于那样,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我觉得还不够静,还不够让我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周围总有好多事干扰我。

我也爱热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天,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贫。

我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又想静,是不是有点儿矫情?

有些人,他们的姓氏我已遗忘,他们的脸却恒常浮着——像晴空,在整个雨季中我们不见它,却清晰地记得它。

那一年,我读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我连她的脸都记不起来了,但好像觉得她是很美的(有哪一个小学生心目中的老师不美呢?)也恍惚记得她身上那片不太鲜丽的蓝。她教过我们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但永远记得某个下午的作文课,一位同学举手问她“挖”字该怎么写,她想了一下,说:

“这个字我不会写,你们谁会?”

我兴奋地站起来,跑到黑板前写下了那个字。

那天,放学的时候,当同学们齐声向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向全班同学说:

“我真高兴,我今天多学会了一个字,我要谢谢这位同学。”

我立刻快乐得有如肋下生翅一般——我平生似乎再没有出现那么自豪的时刻。

那以后,我遇见无数学者,他们尊严而高贵,似乎无所不知。但他们教给我的,远不及那个女老师多。她的谦逊、她对人不吝惜的称赞,使我突然间长大了。

如果她不会写“挖”字,那又何妨,她已挖掘出一个小女孩心中宝贵的自信。

有一个夏天,中午,我从街上回来,红砖人行道烫得人鞋底都要烧起来似的。

忽然,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疲软地靠在一堵墙上,他的眼睛闭着,黧黑的脸曲扭如一截枯根,不知在忍受什么?

他也许是中暑了,需要一杯甘洌的冰水。他也许很忧伤,需要一两句鼓励的话。虽然满街的人潮流动,美丽的皮鞋行过美丽的人行道,但是没有人驻足望他一眼。

我站了一会儿,想去扶他,但我闺秀式的教育使我不能不有所顾忌,如果他是疯子,如果他的行动冒犯我——于是我扼杀了我的同情,让我自己和别人一样漠然地离去。

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那天中午他在眩晕中想必也没有看到我,我们只不过是路人。但他的痛苦却盘踞了我的心,他的无助的影子使我陷在长久的自责里。

那陌生的脸于我是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对于代数中的行列式,我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倒是记得那细瘦矮小、貌不惊人的代数老师。

那年7月,当我们赶到联考考场的时候,只觉得整个人生都摇晃起来,无忧的岁月至此便渺茫了,谁能预测自己在考场后的人生?

想不到的是代数老师也在那里,他那苍白而没有表情的脸竟会奔波过两个城市在考场上出现,是颇令人感到意外的。

接着,他蹲在泥地上,捡了一块碎石子,为特别愚鲁的我讲起行列式来,我焦急地听着,似乎从来未曾那么心领神会过。泥土的大地可以成为那么美好的纸张,尖锐的利石可以成为那么流利的彩笔——我第一次懂得,他使我在书本上的朱注之外了解了所谓“君子谋道”的精神。

那天,很不幸的,行列式并没有考,而那以后,我再没有碰过代数书,我的最后一节代数课竟是蹲在泥地上上的。我整个的中学教育也是在那无墙无顶的课室里结束的,事隔十多年,才忽然咀嚼出那意义有多美。

代数老师姓什么?我竟不记得了,我能记得国文老师所填的许多小词,却记不住代数老师的名字,心里总有点内疚。如果我去母校查一下,应该不甚困难,但总觉得那是不必要的,他比许多我记得住姓名的人不是更有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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