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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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就是“上山下山”

一直到十八九岁,我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是忠实观众吧。

“文革”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好像忽然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考艺术院校时,主考官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的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的戏。

我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字:一是蔫,一是缩。我不像我爸,他脾气火暴,敢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挥。我打死也不敢。只要有什么活动让我出席,我就本能地往后缩。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我就本能地坐在最边上。出席活动,快到大厅门口时,我最紧张,好像一开门就会被机枪扫射似的。

但老那么惯着自己,也不行。都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师了,还那么羞答答的,不行。我也假装放松过,就想象自己在拍戏,效果似乎也不错,可总觉得太假了。我告诉别人,其实我不紧张。有人说:“谁都能看出来,你满脑门子汗,说话磕磕巴巴,不叫紧张叫什么?”我索性老老实实说自己紧张,也不想老装大尾巴狼。这么一想,我反倒踏实下来。

如果时光倒流,我愿意回到刚成名的那个阶段。我很喜欢“上山下山”这四个字,我觉得人生用这四个字就能穷尽了。刚成名的时候是上山,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你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能到什么地方,你在上升的曲线上。人最美好的是追求的过程。你看世界上流传的最经典的爱情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是结果?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也许等我再老些,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了——下山也是一种美,但现在我觉得没走到头的时候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都是偶然。演《霸王别姬》我没得奖,演完《活着》,天时地利人和都该我得了,就得了。如果当时有什么别的戏出彩,也就没我的份了。

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虚伪。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电影院受教育。我代表了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经济发展,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被打破。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得特坦然。我不怕年华老去,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不用为了曝光率没事找事。我一是不想当老百姓的对立面,二是我也当不上,三是当上的代价太大,活着该有多累!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着。有朋友一拿起书,看两行字就晕了,我不至于那样,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我觉得还不够静,还不够让我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周围总有好多事干扰我。

我也爱热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天,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贫。

我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又想静,是不是有点儿矫情?

如果最近你打开微信朋友圈,可能会忍不住要问一句:大家的头像都是团购的吗?尤其是25岁以下用户的微信头像,清一色的卡通漫画,而且是同一种风格。

这些头像都是用一款名为“脸萌”的软件做出来的。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发型、脸型、五官、衣服等元素,拼出一张自己喜欢的脸。端午节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软件,等大家吃完粽子,它已经刷爆了微信。6月16日,脸萌获得了千万元级别的A轮融资,创始人郭列一夜成名。

“学渣”成长史

酷爱日本动漫《海贼王》的郭列出生于1989年。高中时期,他的人生理想是能像动漫偶像那么酷。据他自己总结的三点:“第一,学习要差,不然不够帅;第二,女朋友要多,在高中有5个;第三,一定要有哥们义气,偶尔打架。”结果他在高中被记过两次,然后留校查看了。

当时已经高三,班主任对郭列说,你没救了。郭列觉得对不起家人,打算退学,家里人安慰他说:“没关系,打架赢了也很厉害。”深受感动的郭列从此开始努力学习,最后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这所学校也是“微信之父”张小龙的母校,郭列当时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从微信火起来,因为进校不久,他又沦为了“学渣”。

郭列对工程设计专业没什么兴趣,尽管他是班长。和同学关系密切的好处是逃课时有人帮他答到。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参加各种学生创业比赛,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次比赛消耗了郭列整整一年的时间,最辛苦时凌晨2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郭列给伙伴打电话,说坚持不下去了。后来一想伙伴们是被自己忽悠进来的,要是这么放弃了没脸见人,于是就咬着牙往下干。那时他们在一个伙伴家里搭了个工作室,把创业旗帜挂在墙上。有一天,伙伴的妈妈回来了,正赶上郭列给团队上课。这位妈妈看到墙上一面旗帜,还有很多传单,赶紧给儿子打电话,说有邪教组织在我们家。儿子跟她解释,那是自己参加的创业团队。后来,这位妈妈把房间一直给他们用到比赛结束,那次他们最终拿了优胜奖。

临近毕业,痛苦又来了,选修课没修满。折腾一番后,“学渣”郭列成了班里最后一个拿到学位证的人。

这段事迹现在已经成了“佳话”。出名后的郭列自己也调侃:“如果那时没拿到毕业证,现在融资可能会更顺利,投资人都喜欢没有顺利毕业的人。”在他看来,如果对一件事痴迷到连毕业证都可以不顾,这样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根据他的经验,“不按照学校的条条框框做事,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是创业必备的两个素质之一,当然还要能吃苦。

一夜成名

2011年,终于拿到毕业证的郭列相信,互联网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选择了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城市——深圳,而且进了他一直想去的腾讯,只是工作内容他不太喜欢,“没那种一群非常喜欢的人在做一件非常喜欢的事的感觉”。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全职,他们周末才过来,平时特别寂寞。”为了节省交通费,郭列基本不走出家门500米之外。与他合租的还有一个小伙伴,两人一起在家里做饭,6块5的成本两个人合着吃,郭列的体重一下降到100斤。

今年1月,郭列拿到了IDG资本的投资。这意味着他可以给自己开工资了,团队成员也正式从兼职变成全职。郭列亢奋得睡不着觉,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都要刷公司的银行账户,看钱到账了没有。“看着它从一个零变成很多个零,觉得很开心,换成热干面,可以绕华中科技大学几圈。”郭列坦言,如果没有这笔钱,他很可能得回去打工了。

现在,郭列是团队里“最老”的一个。其他的8个成员都是“90后”,4个程序员、3个设计师、1个负责卡通绘画。其中两人是他在腾讯时期的同事。

是否昙花一现

说到脸萌的爆红,郭列自己总结为“走狗屎运”,没有怎么营销,突然就火了。在郭列看来,脸萌之所以能引发关注,是抓住了年轻人个性化的需求。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同行业中并不少见。长期从事应用程序开发的陈伟(化名)对记者表示:“脸萌就是现象级产品,新鲜感一过,用户很快就会玩腻。说实话我不太看好其长期发展。”他认为,人们都是图好玩、图新鲜,当某种应用软件的出现频率过了临界点,很多人会出于好奇而玩一玩,下载量就出来了。

另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举了同类产品魔漫相机的例子。同样是漫画类应用软件,2013年,魔漫相机曾创下单日新增300万用户的纪录,在80多个国家的应用排行榜里排名第一。但现在,魔漫在各排行榜中已经难觅踪迹。在他看来,脸萌大概也会像魔漫一样退烧。

据记者了解,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时常出现这种“现象级产品”。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某个软件会通过社交网络出现爆炸式传播,人们的从众心理会引发大量用户在某段时间内的集中下载,掀起一轮追捧热潮。但新鲜感一过,用户又开始大量卸载。

在陈伟看来,脸萌如果想避免落入窠臼,产生更大的利润空间,就一定要激发出用户的刚性需求,才能有发展前途。“增加用户粘性,结合刚需深度挖掘,再考虑变现。”

对此,郭列也有清醒的认识:“现在的暴涨非常不正常,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很多其他年龄段人群从众进来,最后肯定会离开。但是个性化表达是年轻人的刚需,我们对这点深信不疑,未来我们将拓展使用频次更多的功能。”

无论怎样,脸萌还是拿到了千万元级别的融资。IDG副总裁李丰表示,找到核心用户是脸萌现在要做的事,未来的方向则是动漫社交类手机游戏。

上个月,郭列回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为IDG校园创业大赛做宣传。回顾创业路,他表示感觉很美妙:“你的内心才是最懂你的,当你坚持做下来的时候,老天不会亏待你。”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收入她祖母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如花似玉”的十八岁——“如花似玉”这个形容词,是张爱玲说的,她锦心绣口,不吐陈词滥调,实在是这个被人用滥了的词放在她祖母身上,前所未有地合适。照片上,李家小姐亭亭然站在母亲身边,修长飘逸,眉目清婉,恰如一朵开放在晨风里的白莲花,而她眼角唇边的一抹笑意,“也许是在笑钻在黑布下的洋人摄影师”,少女的活泼忍不住从大家闺秀的矜持下透出来,楚楚动人。

1888年,李鸿章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流放归来的张佩纶,张大她十多岁,此前娶过两任妻室,皆已去世,留下两个男孩。

李鞠耦订婚时,已经二十三岁——跟张爱玲遇到胡兰成的年纪差不多,旧时女子到这个岁数,如花已开到十分,李鞠耦还待字闺中,一方面是因为她父亲太看重她,想要多留她几年,另一方面的天机,则由张爱玲在以她姨奶为原型的小说《创世纪》中道破:

姊妹两个容貌虽好,外面人都知道他们家出名地疙瘩,戚宝彝(即李鸿章)名高望重,做了亲戚,枉教人说高攀,子弟将来出道,反倒要避嫌疑,耽误了前程。万一说亲不成,那倒又不好了。因此上门做媒的并不甚多。

如果说,张爱玲是以她的旷世才华外加矜持冷清容易紧张的个性使得自己高处不胜寒,李鞠耦则是因豪门背景变成了剩女,“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怎么着都会有点焦虑吧,现在,一个男人被指定给她,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就会去想他的好处。

如果是这样,那么,张佩纶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他是一无所有没错——两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还是李鸿章替他付清的,但李鞠耦这样的千金大小姐对于权势金钱是见惯了的;他的潦倒仕途,与曾经激昂并张扬的生涯参差对照,亦有一种动人之处,仿佛是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淬火,一旦回归,就如王者归来。

然而,在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我看到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正是流放归来时所照,非但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清癯——我总有个偏见,清癯的人才能智慧——反倒有点脑满肠肥之相,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

当初的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狂歌痛饮,飞扬跋扈,便是对他还算佩服的李鸿章,私下里亦可以肆意针砭,毕竟他俩一清一浊,并非全然的同道。现在,他官场中箭,落魄归来,投到李的门下,承李不弃,依旧对他高看一眼,还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内心张狂如他,如何能扮演一个驯服懂事乖巧周到的女婿?何况李家还有上下人等,不是所有人都有李鸿章的卓越眼光,李家的大少爷李经方就对这位妹夫十分地看不上眼。寄居在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府之中,置身于那样的眉高眼低之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鸿章有时也会咨询他对于时政的看法,开始,张佩纶还愿意说说,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说法丝毫不能影响李鸿章,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截然相反。若是在意气风发的过去,这些分歧也许不算什么,他内心的强势使得他能够做到和而不同。而现在,不一样了,他受李鸿章天高地厚的恩,应该扮演好一个优秀的幕僚,提出的主意不被采用,自然有种挫败感,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感到某种耻辱。

他渐渐地沉默了,在李鸿章的府第里,刻意地将自己隐遁,甚至李鸿章的七十大寿,阖府上下张灯结彩,衮衮诸公络绎不绝,连皇上和太后都送来了匾额贺礼,真个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张佩纶却躲在房间里,和李鞠耦下了一天的棋。谁会喜欢这样刻意反高潮的人,除了对他无比欣赏的李鸿章,李家的人很难喜欢这位“古怪女婿”。

最讨厌他的,还是那位大舅子李经方。甲午年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李经方跃跃欲试想要挂帅。张佩纶以自身经验知道,李经方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一旦上阵,十分凶险。他坚决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事最后是被搅黄了,李经方的恼怒可想而知,以致有他要“手刃”张佩纶的传言。起码他曾托人到皇上那儿放过水,光绪帝降下旨意,说“革员”张佩纶发遣释放之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要李鸿章立即把他撵回老家去,不许逗留。

李鸿章上折辩护无效,张佩纶只好离开,不过他没有回原籍,而是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南京,“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花遮柳掩的江南,适合栖息疲惫的灵魂,张佩纶自言:从此浪迹江湖。

有很多文人,经历过这样的路途,从“热衷”的朝臣,到淡定的隐士,比如诗人王维,亦有过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帅哥、才子、状元、高官,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应有尽有。然而,一场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势,他决然地从喧嚣中转身,与山水草木耳鬓厮磨。

张佩纶似乎也想走这条路,他和李鞠耦感情之好是公认的,日记里亦常有两人饮酒煮茶赌棋读画的记载,还合著武侠小说《紫绡记》及一部食谱,虽然在张爱玲眼中,那小说枯燥无味,食谱也乏善可陈,但旧时婚姻,能够如此和谐,已经难得。不过,我总觉得他是在刻意“秀恩爱”,不能够意气风发,那就走风雅闲适路线吧。可是,到底,他也没有因为这美满姻缘而变得快乐强大起来,阴郁的表情,几乎贯穿他的整个晚年。

张爱玲说她祖父母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事实上,这宅子原是一座侯府,按现在的话叫二手房。民国时候,刚搭上张爱玲的胡兰成感觉良好,也当自己是个“高干子弟”了,兴头十足地跑去怀旧,却见:

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唯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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